安良常常想自己这样忙碌，前世今生都如此，究竟为的是什么？但是看到象刘光芬老这样善良无辜的人被杀，就会抑制住内心的感触，觉得自己一生虽然都在忙碌中过去，但是有机会能够替天行道，这些牺牲也是十分值得的。
将自己的情绪抛诸脑后，他们继续在客厅现场搜索。发现沙发前面的地板上有一份报纸，报纸是摊开来的，好像有人看过，安良觉得奇怪，为何这份报纸会跑到地板上呢？
另外，报纸是星期六的《晚报》，这表示星期六下午或晚上仍有人进入客厅，那么，案发时间应该是在星期六晚上吗？
报纸不会自己进入住家的，一定是有人拿进来的。是作案落者带来的还是受害者拿的？还是有其他的原因？在处理现场时，侦查鉴识人员要在脑里不断地向自己提出疑问，任何一个疑端都要细查其来龙去脉。
报纸这个疑端有三种可能来源，即被害者，作案者或其他人都有可能。如何确定来源，以科学的侦察方法来说就是找指纹。将报纸拿进客厅的人可能会在报纸上留下指纹，但是也有可能有很多人拿过这份报纸，这份报纸上可能有很多指纹，有些指纹可能永远找不出来源，因为惟有之前留有指纹档案的人才能比对出来。如果没有指纹档案，就无法比对如果无法比对出所有指纹，那该怎么办？
还好，他们可以求助现场经验。安良一看这情形，很可能是有人坐在沙发上看报纸。而张长寿失明，根本不可能看一般的报纸。周小惠才8岁也不会看报纸。唯一可能看报纸的受害者就是刘光芬老，而老人家年过70，看报纸一定要带老花眼镜，但是沙发和咖啡桌上都没有眼镜。同时，如果老被袭击时在看报纸，客厅一定会很零乱，会留下血迹，但是现场很整齐，也没有血迹，因此老看报纸的可能性并不大。
凶嫌看报纸的可能性呢？凶嫌杀了3个人还有心情看报纸吗？假如他杀人后再看报纸，一定会留下血迹或血印，但是报纸上并没有任何血迹或血印。
有没有可能是张玉珍和她先生将报纸拿进来的？从初步的指纹比对结果来看，没有找到任何符合的指纹。他们拿进来的可能性马上被排除了。
因此，安良推断其他人拿进来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，会是谁呢？有一个可能就是守护现场的民警。安良马上要所有到过现场的警务人员按指纹，掌印和脚印等作为排除性物证，在进行比对前，他决定先用心理比对侦查一下。安良便询问所有到过现场的警员，有没有人带报纸到现场？没有人承认。
不过，他知道这些警员都可能因为面问题而不便承认，安良便接着说：“如果有人不小心将报纸带进现场，可以私下写纸条告诉我，我将会原谅他。假如不承认，让我查出来的话，会受到严厉的处分。”
过了一会儿，果然有一位民警写了一张纸条给安良，承认是他拿报纸到现场的。因为他被派守现场，外面下雨，无事可做，自己觉得客厅没有什么物证可以保护，便坐在客厅看报纸，看后顺手丢在地上，忘记带走。
报纸的破案价值马上从100°降为0°——没有任何破案价值。而厨房地毯上的手表破案价值就变得更高了，因为这手表不属于被害人，很可能就是凶嫌的。
沿走廊往里走，走道上仍有血迹，走廊两边的墙上也都有喷溅型血迹，刘光芬老人的尸体倒在走道上。她的脚朝着厨房，头朝着走廊尽头，脸部朝天，双眼睁得大大的，两手分开，我们习惯地将这种死状描述为“死不瞑目”。
其实在科学角度看，这是因为死者的肌肉收缩所致。她身上共有27处刀伤，手上有很多被称为“防御伤”的伤口，手指和手掌都被割破和刺伤。可以看出这位老为了全家人的安全，曾奋起反抗，与凶嫌激烈恶斗，奋勇维护自己的家，最后仍然被刺不倒地。案发后检验尸体时，发现她大量失血，休克致死。
走廊的右手边是浴室，门上有血迹。推门进入浴室时，发现里面有许多血迹；马桶，地面，浴缸，洗脸盆，置物柜以及墙上都有各式各样的血迹形状。张长寿的尸体倒浴缸内，裤被拉下一半，染满了鲜血；马桶盖上有喷溅型血迹，马桶内也有血迹，形状象垂直的滴血。从这些血迹的形态和方向研判，张长寿被袭时坐在马桶上，遭刺伤后倒在浴缸内，而凶嫌并没有放过这位失聪失明的无辜弱智人士，继续在浴缸内用刀刺杀他。张长寿身上并没有防御的伤口，很有可能是他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，就被刺死了。
张长寿身上有34个刀伤，刀刀集中在胸部的同一个部位，刀伤喷射出来的血将浴缸的水都染红了，虽然凶嫌将浴缸的水龙头打开，自来水溢满浴缸后又从浴室流到地下室，但是浴缸里的水依然有血色，四周亦残留着喷溅型的血迹。
看到张长寿惨死，我内心波动不已。一位重度残障，与世无争的人，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走完了短暂的人生。为什么有些人不能容纳这些无助无辜的人？怎么会有人如此野蛮？如此残酷无情？为什么人类社会越繁荣，犯罪活动就越猖狂？归根结底，就是缺乏道德教育。社会，家庭和伦理道德教育重要了，如果不注重教育，人类社会与禽兽世界有什么分别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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